未婚先孕罚款3000元？奇葩村规岂能一撤了之

细察条款，字字透着错位的治理逻辑。比如，未婚同居、未婚先孕的罚款，是将道德评价异化为经济惩戒，过度干预个人生活；夫妻吵架、外寨饮酒吵闹的重罚，颠倒了基层干部“调解服务”的本职，背离现代治理理念。

本质而言，这份罚款令就是一种懒政表现，既不合情合理，更不合法合规。依据相关规定，村民委员会、村小组属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，无设定收费或罚款的法定权限，更不得借“自治”之名侵犯村民婚恋自由、财产安全等合法权益。

奇葩村规滋生，背后存在诸多原因。其一，法治与自治失衡，部分村干部误将“村民自治”视作“特权”，把罚款当最直接的管理捷径；其二，能力与需求失衡，面对乡村矛盾调解、风气引导等难题，缺乏柔性化解思路，便依赖“以罚代管”模式；其三，民主与权力失衡，这份告示未报备审批，大概率也是少数人“拍脑袋决策”，违背民主协商、公开透明的自治原则。

更值得追问的是，这些罚款条款如何出台？罚没款项去向何方？是纳入村集体账户公开公示，还是流入私人腰包？缺乏透明流程与明确去向的“罚款令”，本质是缺乏合法性的“霸王条款”，既伤村民感情，更削弱基层自治公信力，不能一撤了之。

上级监管缺位，更为乱象提供了可乘之机。镇政府直至舆论发酵才知晓并撤下告示，暴露出对村规民约制定、执行的日常监管薄弱。事后补救，虽能暂时平息争议，却难扭转部分基层“重管制、轻法治”的倾向。

基层自治，需在法治框架内体现温度。村干部应强化法治素养，明晰治理核心是服务而非管制；上级部门需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，让村规民约制定、修订有章可循、有据可查；村民也应主动参与自治，监督权力运行。

乡村治理，既要接地气，也要守规矩；既要有乡土人情，更要有法治底线。摒弃奇葩规定，守住法律底线，才能让自治更有温度、更具公信力，让乡村真正实现和谐有序发展。